海角社区

作者简介

张其成，第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海角社区 兼职讲席教授，国际易学联合会名誉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研究方向为易学哲学与中医哲学，主要著作有《易学文化研究丛书》《全解国学经典丛书》《中医思想文化丛书》等。

摘要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特质，其内核可凝练为“阴阳中和”，“太极图”是这一内核形象精准的表达图式。从中华文化主干看，“易学主干”说认为“易道”即“天道”，其内涵为“一阴一阳”；“阴阳”非矛盾关系，而是相对相倚、互藏交感的存在，体现中华民族整体包容、调和平衡的思维方式。儒家尚阳刚、道家尚阴柔，二者形成阴阳互补。从儒释道共同价值出发，“中”与“和”是融贯三家的精神内核：儒家主张中庸仁和，道家主张中气柔和，佛家主张中观圆和，“中和”遂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阴阳中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核深度契合，实现传统智慧的当代转化。作为诠释“阴阳中和”思想的完美图式，太极图在宋代形成阴阳小头鱼互纠的精准图式，以黑白双鱼象征阴阳消长，通过S曲线与鱼眼体现“中道”与互藏关系，生动反映儒释道各家思想的差异性与共融性。太极图不仅诠释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反向循环的变易观念、取象运数的思维观念，还与天文、历法、中医、武术等传统科技文化紧密关联，更重要的是，其蕴含的“正和思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东方智慧，成为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直观呈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任何民族的文明标识，都是该民族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符号，涵盖精神标识、物质标识、制度标识等。其中，精神标识是最重要、最核心、最基本的文化标志。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物质标识是中华文明的有形载体，制度标识是维系社会运转、传承文明秩序的规则框架；而占据核心地位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基因，更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物质标识和制度标识，实则是精神标识不同形式的外在呈现。本文就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内核与图式展开探讨。

阴阳中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内核

从中华文化主干探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如何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文化精髓、思想理念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因此，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需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主干究竟是什么？对此学界观点不一，主要有“儒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儒道互补”说、“三教合一”说等，各派观点时有论争，未达共识。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皆围绕儒释道三家，那么是否存在统领三家的思想观点？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提出“易道主干”说，即“易”之道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易”包括《易经》、《易传》、“易学”：周文王所作、成书于西周早期的《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孔子所作、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是先秦哲学的最高峰。孔子对《易经》是明解，老子则是暗解。《周易》为儒家、道家乃至中国化佛家共同尊奉，儒家将其奉为“五经之首”，道家视其为“三玄之一”，中国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或佛易互摄，或借易说佛。朱伯崑先生在《易学哲学史》中，系统研究了从先秦到清代的易学哲学发展史，他指出：“易学哲学，既讲天道，又讲人道……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只因《周易》是中国早期著作中最具思想深度与哲学意蕴的经典，汉以后历代哲学家，包括儒家、道家学者，大都有解《易》的专著或论述，或从《易》中引申出自己的观点，或借《易》论证自己的观点，由此形成了儒家易、道家易甚至佛家易（禅宗易）。这三家易学共同继承并发展了“易道”，使“易道”成为中华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成为“三教合一”的哲学根基。“三教合一”的本质，是“三教合易”“三家源易”。所谓“易道主干”，也即“易家主干”或“易学主干”，因为“易家”涵盖了解释《周易》的儒家、道家和佛家，所以“易家主干”和“三教合一”“三家互补”的观点，在学理上是融通的。

那么“易道”究竟是什么？《周易·系辞传》有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三才之道也。”简单地说，“易道”就是“天道”，因为天道统领地道和人道，人道必须顺应天道，能顺应天道的人道，才是“君子之道”“圣人之道”。“易道”的内涵便是“阴阳”，《周易·系辞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也是乾坤之道。事实上，《易经》虽未出现“阴阳”的概念，但有了“乾坤”“泰否”“坎离”“损益”等相对的卦名，以及刚爻柔爻、对卦反卦等相对的卦爻符号，可见《易经》已经有成熟的“阴阳观念”“阴阳思维”。而《易传》是阴阳思维的集大成者。“阴”与“阳”最初是描述山之背阴与向阳的对立概念，在漫长的思想史演变中，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经典哲学范畴。“阴阳”的相对相倚、互藏互化，既是宇宙自然运行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生为人谋事的基本法则。这种将自然规律、社会秩序与人生智慧熔于一炉的思维范式，早已超越其“山之向背”的本意与具体物质形态。

可以说，中西方哲学文化的根源差异，正在于“阴阳”与“矛盾”的差异。中国文化秉持“阴阳”思维，西方文化则是“矛盾”思维，比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矛盾律”“排中律”。两者虽都认识到事物具有对立属性，但阴阳强调整体包容、调和平衡，矛盾侧重局部冲突、对抗分裂；阴阳是互藏交感的，矛盾是割裂不容的；矛盾是零和思维，阴阳是正和思维。这种中西方文化差异体现在诸多层面，以医学为例，西医秉持矛盾思维，采用对抗性治疗，以杀灭病菌为目的；中医遵循阴阳思维，采用调和性治疗，以修复人的自稳态自组织能力为核心。

从“阴阳”的角度看儒家和道家，儒家崇尚阳刚、崇尚乾卦，道家崇尚阴柔、崇尚坤卦。《周易·象传》解释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征天的运行刚健有力、永不停止，因此君子应效仿天的运行，笃志力行、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儒家的基本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刚健坚毅、仁义忠信、与时俱进、变易创新。《周易·象传》解释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象征大地宽广、顺承上天，君子应效仿大地的特性，修养宽厚德行，包容万物、顺应天道。道家的基本精神，则是厚德载物、柔弱虚静、居下不争、自然无为、逍遥自在。二者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双重基调：前者彰显阳刚进取的生命意志，后者蕴含阴柔包容的处世智慧。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精神特质，在中国哲学中并非截然对立、冲突对抗的二元存在，而是通过“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达成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状态——儒家和道家由此构成乾健坤顺、阴阳互补、对待统一、动态平衡的关系。两者有共同交融之处，比如都主张“厚德”，即宽厚、包容、谦虚、诚信，尤其在“敬畏天道”这一点上，二者高度一致。总之，一阴一阳的“易道”正是“天道”的反映，是古人对宇宙运行规律和自然次序的中国哲学概括，而对“天道”的敬畏，也成为炎黄子孙世代传承的核心信仰。

从儒释道和易学的共同价值探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回溯数千年历史演进轨迹，儒家的刚健有为、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中国化佛家的圆融超脱，在长期交流互鉴中，逐渐融合为有机的文化共同体。除儒家尚阳刚、道家尚阴柔的基本精神特征外，能否提炼出儒释道三家共有的精神内核？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从《周易》及早期经典中提炼，再从儒释道经典中提炼。通过深入探究，笔者发现《周易》“中和”的易道精神，正是融贯儒释道的精神内核。唐君毅先生曾断言“中和为中国之道统。” “中和”既描摹了阴阳对立交感的目标和境界，又超越具体物质形态，升华为一种价值观与方法论，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周易》《尚书》《诗经》等早期经典中虽然尚未出现“中”“和”二字连用的“中和”一词——“中和”一词始见于《礼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中”与“和”作为独立概念，在《周易》等早期经典中多次出现，且“中”“和”观念在新石器时代出土遗址中已显露萌芽，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

先说“中”。《易经》中“中”字出现14次，其中“中行”提及5次，分别见于泰卦、复卦、益卦、夬卦。《易传》解释“中”时，使用了“中正”“得中”“在中”“行中”“中直”“中心”“中道”“中吉”等表述。值得注意的是“中正”一词，原指爻的位置：阳爻处阳位或阴爻处阴位为“正”；无论阳爻、阴爻，处于第二位或第五位即为“中”，因为第二位是下卦中间，第五位是上卦中间。《易经》中，若一爻既“中”又“正”，往往为吉。

这其实反映了中国先民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可以说“中”是中华文明基因的原始印记。“中”的观念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就初见端倪，比如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大地湾遗址部分建筑群（如F901）已出现南北向排列和中心性布局，石峁遗址、良渚古城、陶寺遗址均展现不同程度的“中轴”或“中心性”布局理念，反映了早期权力集中、礼仪秩序和宇宙观的形成。人文始祖黄帝之“黄”，也反映了对“中”的尊崇——“黄”是五行中居于中央的“土”的颜色。到了尧舜禹时期，“中”成为王权相授时的“心法”。尧禅舜时言：“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据清华简《保训》记载：“昔舜久作小人，亲耕于鬲茅。恐，救中……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帝尧嘉之，用受厥绪。”舜在顺应阴阳变化中谨慎求“中”，不违背事物本然之理，最终得承国祚。舜还要求皋陶运用刑法时做到“民协于中”，让人们感受到公平公正。后来舜又将这一“心法”传给禹，对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法”继而传予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一脉相传，成为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传”要诀。

崇尚“中道”是儒释道三家共同的价值追求，虽其对“中”深层内涵的认知存在差异，但基本观念却是相同的。儒家提出“中庸”，强调“执中”；道家提出“中气”，强调“守中”；佛家提出“中观”，强调“行中”。孔子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将“中”所蕴含的德性推崇为至高无上的境界，凸显了“中”在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庸”就是“叩其两端而竭焉”，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通过全面考察事物对立的两端，在两端之间取其“中”，正如朱熹所言，“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此“中”不是简单的中间，而是能‌‌平衡两端的最合适的点。隋代王通《说中》提出“中”即“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 “中”既不流于空泛玄想，也不困于僵化具象，而是在变化中坚守合适之道，在具体情境中践行道义法则。儒家视“中”为“天下之大本”，《礼记·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是天下万物具备的本性，“和”是天下所遵循的准则，唯有达至“中和”，方能安位天地、化育万物。

道家和佛家同样尊崇“中道”。马王堆帛书本《老子》载“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提出“中气”说；通行本《老子》第五章言“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虽然不少人认为“中”就是“冲”，指虚静无为的状态，但不可否认，只有不偏执、守中道，方能达至虚静无为。庄子则明确提出“环中”：“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环”指车轮或圆环，“环中”即圆环的中心轴，比喻超脱是非对立的境界，强调破除执念后的自由。无论圆环如何转动，轴心始终守中虚空不动，象征不拘两端，超越是非、善恶、美丑等二元对立，同时需保持内心的虚静无为。后世道教内丹学以“守中”为修炼核心，融合道家与中医的平衡思想。“中道”也是佛教核心教义之一，“离于二边，说于中道”。龙树菩萨开创的大乘佛教中观派提出“八不中道”：“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破除一切对立概念，不落极端、超越二元，以达到对实相空性的觉悟。中国佛教八宗皆“行中道”：天台宗倡导“空、假、中”三谛圆融，三论宗继承龙树《中论》“八不中道”，法相宗通过分析心识结构确立“唯识中道”，华严宗“四法界”“十玄门”体现理事无碍的中道观，禅宗不落两边实现“即心即佛”与“非心非佛”的统一，净土宗践行“他力”“自力”不二的修行观，律宗根据时空因缘提出“随机羯磨”的弘律原则，密宗通过身口意三密相应实现即身成佛的中道。

总之，经过长期历史演化与思想积淀，“中”逐渐超越单纯的方位概念，成为中国人做人行事的准则、安身立命的智慧，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宇宙法则、思维方式，成为中华文明精神脉络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观念。

再说“和”。《易经》中“和”字出现两次。兑卦，初九爻辞：“和兑，吉”，意为应和而喜悦，乃吉祥之兆。中孚卦，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指大鹤在隐蔽处鸣叫，小鹤随之相应和。此处“和”为应和、合和之意，相应合和即吉祥之意。而在《易传》中，“和”已成为重要哲学范畴。《易传》提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太和”指宇宙间阴阳二气交融激荡、万物各安其位和谐共生、天下安宁太平的终极和谐状态。“保合太和”，以“和”为核心，可衍生“保和”“合和”“太和”三词，其中，“保和”“合和”是达成“太和”这一目标的前提。

据《尚书·尧典》记载，尧提出“协和万邦”的理念，主张由家族和谐，扩展至社会和谐，进而达成不同邦族之间的和谐，彰显早期中华文明“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与涵纳世界万邦和平发展的天下情怀。商代祭祀乐舞要求和谐庄重，《诗经·商颂·那》中“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将“和”与礼乐文化相结合，音律的和谐象征社会秩序的井然，“和”由此成为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从万物生成角度揭示“和”的本质，强调不同元素的协调统一方能催生新事物，若一味追求单一同质则会陷入停滞，深刻阐明“和”并非简单同一，而是差异中的平衡与共生。春秋时期晏子提出“和如羹焉”，喻指和谐如同烹制肉羹，需以不同调料调和味道，方能烹制出鲜美的肉羹，强调多元要素的协同共生——单一性必然导致僵化，多样性调和才能创造活力。

与崇尚“中”同理，崇尚“和”也是儒释道三家共同的价值追求。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与他人和谐相处，既尊重差异又不随波逐流，“和”由此成为社会伦理层面处理人际关系与族群关系的准则。《礼记·中庸》进一步将“和”提升至宇宙本体高度，指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认为“和”是贯通天地人伦的普遍法则，达至“中和”境界，便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理想状态。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指出万物皆含阴阳两面，阴阳互相依存，在虚空中交融激荡，最终形成和谐统一的状态。“和”不是简单混合，而是对立面的动态平衡、协调统一。庄子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认为伦理层面的人际和谐与宇宙本体层面的天人和谐，方为最高层次的幸福（“至乐”）。佛家主张调伏“三毒”、破除执念的心灵和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际和谐，以及圆融无碍、缘起共生的众生和谐。儒释道三家将自然和谐、社会和睦、心灵平和融为一体的“和”之理念，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包容宽厚的民族性格，也必将为世界多元文明共生共荣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构为“易魂佛心，儒风道骨”，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则是“阴阳中和”：阳刚自强、阴柔包容、中正公平、和合共生。其内涵涵盖自然秩序与社会伦理、天道天文与人道人文，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高度凝练。

“阴阳中和”的精神标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其提供深厚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揭示了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同构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精神标识是其最具代表性、最易传播的核心符号。中华文明精神标识“阴阳中和”的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高度契合。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三个层面的价值导向，具有深刻理论逻辑：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表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体系，既承续“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又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标志之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现代化建设目标有了更好对接，天地人三才之道进一步贯通，在生态文明维度达成“裁成辅相”“参赞化育”，实现人与自然的阴阳中和。

公民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既是价值落地的根系，更是贯通“国家—社会—个人”三重维度的精神纽带，构成了《大学》“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的当代转换。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这种传统智慧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既体现于通过平等实现公正的价值取向，也反映在通过自由达致和谐的社会治理，深刻彰显“阴阳中和”理念与现代价值的深层契合。

笔者认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准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是连通国家和个人的中枢。社会层面的价值要素，既构成国家战略的实施路径，又为个体道德实践提供制度环境，活化了“保合太和”的古典治理智慧。其中，“自由、平等、公正”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则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最主要的手段和保障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的要素——自由、平等、公正、和谐，恰是“阴阳中和”精神标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阴阳”可指代自然与社会等各种关系的普遍性，“中”即中正，也就是公正，蕴含平等；“和”即和谐，蕴含自由。唯有“平等”方能实现“公正”，唯有“自由”方能达至“和谐”。因此，“中和”——“中正合和”的精神标识，创造性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传承和升华。此外，“阴阳中和”的精神标识又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中得到新的诠释与赓续，助力全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太极图：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形象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