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社区

（文章来源于：《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17期）

作者简介

杨朝明，海角社区 特聘教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原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著作有《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孔子文化与当代中国》《让儒学温暖世界》等。

摘要

儒学自诞生便深刻影响中华文明进程，并在全球文明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历史根基溯源，黄河流域农耕文明赋予其“天人合一”生态底蕴，宗法制度催生出“家国同构”治理雏形，历经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滋养与上古民本思想孕育，经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文化主干。儒学核心内涵以“仁心贯通”为要，从个体“修己安人”出发，塑造“君子”理想人格，外化为“仁政”治理模式，终达“致中和”宇宙生态和谐境界，构建起“内圣—外王—天地”的完整体系。在全球化浪潮下，儒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适伦理、“天下为公”的宏大胸怀，为化解文明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独特智慧，为当代人类生存发展困境指明破局方向。

孔子创立的儒学历经两千五百年淬炼，其影响所及，以深厚智慧滋养人类生存与发展。在文明冲突、生态危机、道德困境等挑战下，儒学对人、社会、自然的深刻洞见，正为人类探索理想路径提供独特指引。儒学形成根基深厚、文化背景广阔，在中国文化中居核心地位，其核心内涵与“致中和”的追求，价值意义重大。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理想智慧的深层逻辑，它不仅是中国的精神财富，更是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人学”宝典——“仁学”内核与“天下观念”，恰是破解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跨越时空的钥匙。

孔子儒学的历史根基与文化定位

“儒”可与“濡”相通，孔子创立儒学之前已经有“儒”的存在，原为祭祀等重要礼仪中相礼的人，因为仪式之前要“斋戒沐浴”，故有“澡身而浴德”的说法。孔子创立“儒学”，乃是“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至于思想渊源，则更为深远。孔子儒学植根于深厚历史土壤，在中华文化长河中占据核心地位。其历史根基的复杂性与文化定位的深刻性，共同构成了这一思想体系绵延两千五百年的生命力源泉。

孔子儒学的历史根基。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儒学提供了最初精神原型。农耕对自然节律的依赖，催生“天人合一”的朴素认知——人们在春种秋收中体会与自然共生的必要，这种认知升华为儒学“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的生态智慧，《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便是对此的哲学提炼。农耕文明对“稳定”“一统”与“秩序”的天然渴求，源于对天时、土地的依赖；要求遵循自然节律，也催生了对伦理规范的需求——这正是儒学“礼”“义”思想的原始土壤。同时，聚居生活推动了伦理秩序的形成。农耕经济的稳定性要求个体服从群体协作，家庭作为生产核心使血缘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纽带，孕育了儒学“孝悌为本”的伦理起点，《论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便将家庭伦理视为社会秩序的基础。

宗法制度为儒学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性框架。这套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体系结构，先在家庭内部确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亲情伦理，再以此为根基延伸至政治领域，衍生出“君仁臣忠”的治理逻辑，最终形成“家国同构”的独特治理模式。而贯穿这一延伸过程的核心伦理准则，正是儒学所倡导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需注意的是，“三纲”并非后世误解的“绝对服从”，其本质是为社会各角色设定的伦理坐标：“君为臣纲”要求君主以“仁政”为核心，成为臣子效仿的道德标杆，臣子则需以“敬慎”履职回应君主的仁；“父为子纲”强调父亲需以“慈爱”教养子女，子女则以“孝顺”承欢膝下、传承家风；“夫为妻纲”倡导丈夫以“责任”撑起家庭，妻子则以“和顺”维系家庭和睦。这种“纲举目张”的设计，实则是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系统化延伸——并非强调等级压迫，而是要求每种角色都需承担与身份匹配的道德责任，形成“君仁则臣忠，父慈则子孝”的良性互动关系。正是依托“三纲”所搭建的伦理框架，儒学从诞生之初便具备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清晰实践路径：个体先在家庭中践行“父慈子孝”，完成“齐家”的道德修炼；再将这种家庭伦理推及社会，以“君仁臣忠”参与“治国”；最终实现“平天下”的理想。《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链条，更是将“三纲”的伦理要求融入其中——“修身”需以遵守家庭伦理（父、夫之纲）为起点，“治国”则需以践行政治伦理（君之纲）为核心，使儒学真正成为连接个人道德、家庭秩序与国家治理的精神纽带。

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是儒学的直接思想来源。周公制礼作乐将原始宗教仪式转化为人文规范，“礼”定秩序，“乐”调关系。孔子“宪章文武，祖述尧舜”，以“仁”为内核重构礼乐精神，使外在仪式升华为内在道德自觉，《论语》“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追问，揭示了对礼乐本质的深刻把握的真谛。上古“民本”思想为儒学注入人文精神。《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打破对“天”的神秘崇拜，将天命与民意相连。孔子继承这一传统，主张“为政以德”，以民众福祉为执政合法性基础，使儒学摆脱宗教神学桎梏，成为聚焦人间秩序的“人学”体系。

孔子儒学的文化定位。柳诒徵先生曾言：“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孔子在中国文化中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他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使“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同时，以“仁”重构礼乐精神，为后世文化发展奠定基调，实现“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从思想体系看，儒学构成中华文化的主流。它以“仁”为起点，构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庸之道”的方法论和“修齐治平”的实践论，统摄易学、理学等分支。宋明理学以“理”为宇宙本原，陆王心学强调“心即理”，本质都是对儒学核心命题的深化。这种思维范式贯穿中国哲学脉络，成为文化基因的重要部分。

儒学成为中华文化主流，是历史长期筛选的结果。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道家尚自然、法家重强权、墨家倡兼爱，而儒学以“仁”为核心，主张“和而不同”，既尊重个体道德自觉，又强调社会秩序和谐，更契合农耕文明“求稳求安”的集体心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单纯政治选择，而是儒学兼容并蓄品格的体现——它“兼儒墨，合名法”，吸纳道家宇宙观、法家治理术，形成“外儒内法”模式；宋明时期融合佛道思辨发展出理学体系。这种与时俱进的品格，使其能适应不同历史阶段需求，正如钱穆所言：“孔子是中国人具体一缩影。懂得了孔子，自会懂得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在教育领域，“有教无类”打破贵族垄断，使知识普及成为可能。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实践，构建面向全民的教育体系，为文化传承提供制度保障；古代“小学教艺、大学明道”的体制，正是儒学“成人之学”理念的展开。在伦理领域，“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塑造“温良恭俭让”的品格与“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使儒学超越思想范畴，成为民族性格的重要构成。即便制度层面有各家的思想元素，精神内核仍多源于儒学“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在政治领域，“仁政”理念是历代治国者的基本遵循。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董仲舒“天人感应”约束机制，再到明清“以礼治国”实践，儒学始终为政治运作提供价值坐标。《论语》《孔子家语》中孔子常说的“政者，正也”，将政治本质归结为统治者的道德示范，体现对权力的人文规约。

儒学是中华文明之树的主干

若将五千年中华文明比作参天古木，儒学便是支撑其挺拔繁茂的主干。这棵大树扎根黄河流域沃土，历经数千年风雨，吸收多元文明养分，在不同时代结出璀璨果实。认清这一主干的生长逻辑与根脉，方能理解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在当代中西文化交融中为其浇灌新生机。

主干形成的历史选择。儒学能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干并非偶然，这首先与孔子的选择密切相关，既为其奠定了深厚根基，也使其在后续历史选择中愈发挺拔。孔子承接了悠远的历史文化，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核心，将三代文化、先王之道视为人生社会的发展大道。他延续了中国古老的认知传统，以天地为师，关注古往今来与四方上下，从《尚书·尧典》起便讲究“协和万邦”，“万方”“四海”“天下”等概念在早期典籍中频繁出现，这一认知传统为孔子的思想提供了背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则是通过回望历史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正因着眼悠远历史，其思想才能抵达遥远未来。孔子经深入研究（如梦见周公、适周问礼老子），选择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由此形成了崇尚协调统一的“大一统”观念和“天下为公”的思想。

孔子以后，人们“宗师仲尼”，孔子的地位越来越凸显。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礼坏乐崩”，诸子提出不同方案：道家主“无为而治”，法家推“严刑峻法”，墨家倡“兼爱尚贤”。而孔子以“仁”为核心，提出“克己复礼”，既继承礼乐传统，又强调个体道德自觉，将“修己”与“安人”贯通为完整“人学”体系。这种兼顾传统与创新、个体与群体的智慧，契合中华文明对“和谐”与“秩序”的深层追求，如《汉书·艺文志》所言，儒学“于道最为高”，最终成为历史选择。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儒学兼容并蓄的体现。秦代法家统治失败与汉初黄老思想实践后，统治者认识到，单纯依赖刑罚或一味放任无为，皆难以实现长治久安。董仲舒融合阴阳五行，将儒学改造为“天人感应”宇宙论体系，保留“民为邦本”核心理念，又为皇权提供伦理正当性。这一选择并非排斥百家，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使儒学从民间学说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为树干增添坚实年轮。宋明时期，面对佛教冲击与道教流行，儒学完成“三教合一”的深化。程颢、程颐、朱熹“出入佛老数十年”后回归儒学本位，融佛教“心性论”与道教“宇宙观”入儒学，构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体系；陆九渊、王阳明提出“心即理”，强调个体良知觉醒。这一转变标志着儒学从“外王”深化至“内圣”，形成更精密的哲学体系，如同主干长出新枝丫却保持核心完整。

兼容并蓄的生长智慧。中华文明之树的繁茂，既在于主干坚韧，更在于开放的生长机制。这便是不断吸收多元养分，却始终保持主体性。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尤为典型。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二人思想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关注宇宙与人生的根本规律，孔子以“仁”为核心，老子以“道”为本源，皆追求万物和谐的状态。在处世与修身层面，孔子提倡“中庸”，主张适度、平衡；老子强调“无为”，反对过度作为，二者都倡导顺应自然与规律，避免极端。对道德的重视也是共通点，孔子强调“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老子主张“上善若水”的品格塑造，均将道德完善视为人生重要追求，都致力于引导人实现内心与社会的和谐。宋明理学家们借鉴道家“道生万物”，提出“理一分殊”，为“天人合一”思想赋予更深刻的哲学支撑，如同主干从侧根吸收水分却不改变自身结构。

对佛教的消化更显智慧。佛教自东汉传入后一度挑战儒学，但儒学最终“援佛入儒”：朱熹“格物致知”借鉴佛教“渐修”，王阳明“致良知”吸收禅宗“明心见性”，却始终以“仁”为核心——坚守“人间性”，主张在现世伦理中实现生命价值。这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使外来文化成为滋养而非替代力量。即便是对民间与少数民族文化，儒学也展现强大包容力。从唐代“胡风汉俗”到清代满汉融合，儒学以“礼”的弹性适应不同族群生活方式，以“仁”的理念凝聚文化认同。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保持主干本质的前提下允许枝叶多样性，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秘诀。

硕果累累的文明成果。在儒学主干支撑下，中华文明之树在精神、艺术、科技等领域结出丰硕果实。精神领域，儒学孕育“崇德尚礼”价值体系。“仁义礼智信”塑造“温良恭俭让”的民族性格，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皆源于“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成为凝聚民族共识的纽带。艺术领域，儒学“中和之美”渗透到诗词书画建筑中。唐诗“言有尽而意无穷”体现“中庸”审美，宋画“留白”呼应“天人合一”宇宙观，故宫对称布局彰显“礼”的秩序感。王羲之《兰亭集序》既是书法杰作，也是对“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人伦之美的赞颂。技术领域，儒学“经世致用”推动实用技术发展。中医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强调“天人相应”整体观，与儒学“合一”思维一脉相承；造纸术与印刷术因服务“教化”需求而推广；徐光启《农政全书》将“民以食为天”转化为农业科技实践，印证儒学“格物致知”的实践哲学。

当代选择与未来生长。今天，中华文明之树面临中西文化交融新环境，需在全球化中守根基、吸养分、结新果，答案在于认清儒学主干的本质与价值。百余年来，儒学或被斥为“封建糟粕”，或被神化为先验真理，历史证明全盘否定与盲目复古均违背其“与时俱进”逻辑。因此，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应“守正创新”——守“仁学”内核与“天下”胸怀，结合现代需求赋予新表达。“守正”方面，儒学“人学”智慧对破解当代困局意义重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可为文明冲突提供方案，“天人合一”生态观助力环境保护，“见利思义”伦理可补市场经济道德缺陷。这些核心理念如同大树年轮，是不可丢弃的根本。“创新”方面，儒学需与现代性对话。在个体意识觉醒的今天，“修己”可化为现代公民道德自律；在法治社会，“礼”可升华为普遍社会契约精神；在全球化时代，“天下观念”可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种创新不是割裂主干，而是让古老智慧在新土壤中发新枝。

儒学体系“仁心贯通”的核心内涵

儒学作为绵延两千五百年的思想体系，核心内涵并非零散道德教条，而是贯通个体、社会与宇宙的完整哲学系统。从“修己安人”的道德实践到“君子人格”的理想建构，从“仁政济世”的治理智慧到“致中和”的宇宙关怀，儒学以“仁”为精神内核，形成从内到外、由近及远的立体网络，展现鲜明“人学”特质与深厚人类意识。儒家之道即“仁道”，亦即“人道”，即“学以成人”。

修己安人：实践起点与社会归宿。儒学以个体道德修养为逻辑起点，以社会整体和谐为价值归宿，形成“修己—安人”闭环，核心在于“仁”的践行，体现“内圣外王”精神。“修己”是儒学实践根基，本质是通过“克己复礼”实现人性完善。孔子“克己复礼为仁”，并非自我压抑，而是将外在伦理内化为内在道德自觉；《中庸》“慎独”思想要求个体独处时仍守道德准则，指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仍不改其乐。“修己”绝非封闭，而是“为仁由己”与“仁者爱人”的统一，个体德性提升始终以关怀他人为指向。“安人”是修己的自然延伸，遵循“家—国—天下”差序格局：家庭层面以“孝悌”为“仁之本”，构建亲情伦理；国家层面以“忠恕”处理君臣关系，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天下层面展现“泛爱众”关怀，如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这种扩展基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共情，通过“忠恕之道”实现人际良性互动，从《论语》“厩焚不问马”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皆以“人”的福祉为核心，彰显人文关怀。“修己”与“安人”的辩证统一，构成“内圣外王”完整路径。《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清晰揭示了这一递进逻辑：个体修养完善是家庭和睦的前提，家庭和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天下太平。这一逻辑否定脱离社会的独善其身与缺乏德性的功利政治，使儒学兼具个人精神安顿与社会秩序建构功能。

君子之道：理想人格与全民教化。儒学通过塑造“君子”理想人格，为个体提供超越性价值追求，又以“有教无类”打破身份壁垒，使这种追求成为全民可达的路径，体现对“人”潜能的坚定信念。君子人格的核心是“仁、智、勇”统一与“义利观”坚守。孔子以“仁”为君子根本德性，强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智”要求明辨是非，“勇”体现道德勇气而非匹夫之勇。三者融合使君子兼具爱人之心、处事之智与守道之勇。在义利关系上，君子“见利思义”，反对功利主义，如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利益获取以道德为界，平衡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成为民族精神标杆。君子之学的普遍性在于“有教无类”理念与“学思并重”方法。孔子打破“学在官府”垄断，使教育普及至平民，背后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性信念。教育方法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知识积累与理性反思结合，“因材施教”如对冉有“退之”、对子路“进之”的差异化教导，使君子之道从精英理想化为全民实践，构建“耕读传家”传统，让道德修养成为民族精神底色。君子人格的社会功能在于“榜样示范”与“社群凝聚”。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通过自身实践影响他人，形成良性风气：在家庭中为家人树典范，在朝堂上推动政治清明，在邻里间促进社群和谐。《中庸》“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揭示理想人格对社会治理的深层作用。

仁政治世：治理智慧与天下关怀。儒学核心内涵延伸至国家治理与天下秩序建构，形成以“仁政”为核心、“礼主刑辅”为策略的治理体系，本质是“以民为本”的政治哲学与“天下为公”的世界理念。仁政思想核心是“民为邦本”的定位与“为政以德”的原则。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将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孟子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民众利益置于国家与君主之上。仁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倡导“以德服人”的王道，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要求统治者“使民以时”“薄赋敛”“省刑罚”，并强调执政者道德示范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家语》“政者，正也”揭示治理本质是“正己”以“正人”，将政治伦理化，约束权力运行。德主刑辅、礼主刑辅策略体现“刚柔并济”智慧。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礼乐教化能“防患于未然”，使民众“有耻且格”；同时不否定刑罚必要性，却强调“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将刑罚作为教化补充。这种模式避免单纯教化的软弱与专任刑罚的暴虐，形成“礼禁于将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后”的逻辑。汉代“德主刑辅”、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皆源于此，体现对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天下观念的超越性使治理思想突破地域局限，指向人类共同体和谐。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打破族群界限，孟子“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暗含统一理想，《孔子家语·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成为人类共同向往。这种天下观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排他性，以“协和万邦”为原则，追求“和而不同”的文明共生，为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正如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阐释，体现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

致中和：宇宙观与生态伦理。儒学通过“致中和”的核心追求，将伦理关怀扩展至自然万物，形成“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宇宙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体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整体智慧。“天地位”的秩序观揭示宇宙有机整体性与人类责任边界。儒学认为宇宙是“天人合一”的有机系统：天有“天行健”之德，地有“地势坤”之性，日月运行、四季更替皆有其序。人类作为“天地之心”，虽具主体性，却需“道法自然”，在尊重自然秩序前提下活动。《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强调人类行为必须以自然秩序为前提，“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实践，体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可持续思想。这种观念否定“人与天对立”的征服主义，主张“辅相天地之宜”，使人类成为自然守护者而非掠夺者，为当代生态保护提供价值基础。“万物育”的生命观展现对所有生命的普遍关怀。在“天地位”基础上，儒学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谐，既关注人类生存，也体恤动植物生长。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反对竭泽而渔，孟子“数罟不入洿池”将生态保护化为具体规范，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将万物纳入道德关怀，形成“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生态伦理。这种思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认识到“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的生命层次差异，主张“爱有差等”的实践——以人类为核心，又不忽视其他生命价值，在“利用厚生”与“永续发展”间求平衡。致中和的当代转化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指引。工业文明“征服自然”模式导致环境灾难，而儒学“天人合一”理念恰能弥补缺陷。“天地位”启示人类尊重生态承载力，遏制扩张欲望；“万物育”提醒人类承担“地球公民”责任，维护生物多样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球气候治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儒学生态智慧高度契合，证明其不仅是古代智慧，更有助于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

以澄清误解与把握本质的辩证观审视儒学

儒学构建了从个体修养到宇宙关怀的完整逻辑闭环：以“仁”为内核的修己安人之学，塑造君子人格的教化之道，指向仁政济世的治理智慧，最终升华为“致中和”的宇宙秩序追求，形成“内圣—外王—天地”的立体架构。它兼顾个体精神成长、社会和谐与自然共生，彰显“人学”特质与人类意识，为破解当代全球性挑战提供指引。然而激活其当代价值，需先澄清历史积弊造成的误解，辨析发展中的争议元素，以大历史视野把握本质。

澄清认知迷雾：剥离误读，回归本真。长期以来，儒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常被贴上“保守僵化”“束缚个性”“反现代”标签，这些多源于断章取义与历史语境剥离。回归原典与历史现场，方能破除迷雾，还原本真。关于“愚民思想”的误读颇具代表性。《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常被曲解为“使百姓照做，不使知其缘由”，但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尊德义》明确记载“民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结合古代汉语无标点特性，《论语·泰伯》的原句应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可引导者引导，对不理解者教化，这与孔子“有教无类”理念完全一致。孔子一生“教化万民”，弟子涵盖士农工商，直接否定“愚民论”；《孔子家语·入官》“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更显儒学重视民众认知与觉醒。认为儒学“反现代性”是另一常见偏见。将儒学集体伦理与现代个体自由、平等对立，实则二者互补。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主张在尊重他人主体性前提下实现个体价值，与现代自由观“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边界”高度契合。现代社会的困境恰是过度强调个体自由而忽视责任伦理，导致价值相对主义与社会失序。儒学“义以为上”“见利思义”的规范，为个体自由划定道德边界，形成“群己和谐”的平衡智慧。正如杜维明所言，儒学“主体性”是“关系中的自我”，既保持独立人格，又承担社群责任，为现代性极端个体化倾向提供矫正方案。对“纲纪观念”的误读也需澄清。后世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曲解为绝对服从的等级压迫，违背原始儒学双向伦理精神。“三纲”本意是强调君、父、夫的责任担当：君需行仁政、父需尽慈道、夫需守道义，而非单方面权力压制。《论语·颜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清晰体现这种双向性——君主符合“君”的道德标准，臣子才践行“臣”的忠诚义务，与现代“权利与义务对等”理念本质相通。孟子“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的呐喊，正是对这种对等关系的捍卫。

辨析历史积弊：区分本源与异化。儒学在两千余年传承中，因与专制政治结合产生部分异化元素，这些争议内容并非本源，需通过历史语境分析剥离。以“三纲五常”为例，人们认为汉代董仲舒为适应中央集权，将原始儒学角色伦理改造为绝对化等级规范，与孔子“为政以德”思想似乎相去甚远，其实不然。董仲舒思想本质是对原始儒学的时代化重构，而非背离。其以先秦儒学“德治”“伦理”为内核，继承孔子“为政以德”，借“天人感应”以“天”约束君主行德政；将“五常”系统化，延续儒学伦理核心。同时，为适配汉代大一统，将儒学政治化：以《春秋》“大一统”倡导“独尊儒术”，让思想服务政治统一；将“三纲”道德化，延伸“礼”的秩序观。还融合阴阳五行、法家思想，以“德主刑辅”平衡治理，最终使儒学从伦理学说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与原始儒学一脉相承。原始儒学强调“君臣以义合”，主张通过道德感召而非权力强制维系秩序，与后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专制逻辑本质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指出，儒家伦理是“伦理本位”而非“等级本位”，核心是通过角色责任维系社会共生。

传统“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等极端故事，虽后世流传广，却非儒学孝道主流。其表面极端性背后，隐含传统社会“优先保障父母生存”的价值排序，与孔子所说“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相合，但绝非法治社会的道德范本。原始儒学孝道核心是“敬”与“爱”的统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将家庭孝道扩展为普遍社会关怀，才是孝道精神本质。后世将孝道异化为“盲目服从”，甚至出现“割股疗亲”等行为，实则背离儒学“中庸”之道。

对“男尊女卑”观念的认知需历史语境还原。《易传》“天尊地卑，男尊女卑”本意是强调男性效法天的“刚健有为”、女性效法地的“厚德载物”，指向内在修养侧重不同，而非人格价值高低。原始儒学中，孔子对南子的尊重、对冉雍之母“贱而恶”却肯定其儿子贤德的评价，均体现对女性人格的尊重。后世女性地位多受封建农耕社会对体力劳动的依赖与专制制度对性别角色的刻意固化影响，并非儒学原典的必然结果。我们需要将“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儒学”与“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区分剥离，激活其普适价值。

把握本质：以人为本的生存智慧体系。从文明演进长时段视角看，儒学本质是“以人为本”的生存智慧体系，核心特性体现在人文性、包容性与实践性三个维度，使其既能扎根传统，又能适应现代，成为跨越时空的文明资源。

一是人文性，即超越神权的现世关怀。与西方中世纪神学主导的文明不同，儒学从诞生便摆脱神权桎梏，聚焦“人”的现世生存。《论语·先进》“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明确将重心放在人间秩序而非彼岸世界。这种人文性体现为：以“仁”界定人本质（“仁者，人也”），以“礼”规范关系，以“义”指引行为，构建完整“人学”体系。即便涉及“天”与“命”，也转化为人文话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天”的意志与民众意愿相连，形成“民为邦本”的治理逻辑。这种人文性使其能与现代世俗社会无缝衔接，为解决人的精神困境提供价值锚点。

二是包容性，即“和而不同”的文明对话智慧。儒学形成本身是对夏商周礼乐文明的继承与升华，发展中始终保持开放融合品格。春秋战国吸收道家宇宙观、墨家伦理观、法家制度智慧，形成兼容并蓄体系；宋明时期融合佛教心性论发展出理学与心学，实现体系化更新。这种包容性是“和而不同”的智慧——坚守自身核心价值，又尊重差异、吸纳异质。佛教传入后与儒道融合形成中国佛教，彰显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力。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智慧为文明冲突提供方案：不同文明无需对立，可通过对话寻求“最大公约数”，正如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

三是实践性，即扎根生活的道德自觉。儒学不是脱离现实的玄学，而是“学以致用”的实践哲学。从孔子“学而时习之”的治学理念，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主张，始终强调“知”与“行”的统一。这种实践性在传统孝道现代转化中尤为明显：现代无需模仿“扇枕温衾”形式，却可通过关注父母身心健康、常回家看看践行孝道核心；传统跪拜礼仪在当代可保留祭祀时的文化符号意义，日常交往则以鞠躬等平等礼仪替代，实现形式与内涵的辩证统一。这种“与时俱进”的实践智慧，使儒学能不断回应时代问题，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纽带。

结语：以儒学智慧照亮人类文明的前行之路

孔子儒学既深扎中华文明历史沃土，又始终向人类文明未来敞开。从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孕育的“天人合一”朴素认知，到“仁心贯通”的完整思想体系；从成为中华文明之树的坚韧主干，到历经历史选择仍生生不息的兼容品格，儒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对个体修养、社会秩序与宇宙和谐的深刻洞察，更在于“以人为本”的核心追求。英国作家贡布里希曾精准指出，“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在他看来，孔子提出的方法看似简单，“其中却蕴含着比人们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多的智慧”。儒学始终聚焦“人如何生存”“社会如何和谐”“文明如何延续”的根本命题，构建兼顾现实关怀与超越价值的生存智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代表泰勒博士1989年曾强调：“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2540年里，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了进步也好，还是缺乏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成功、昌盛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立足于孔子所阐述的许多价值观念。”当全球化下文明冲突、生态危机、道德失序不断叩问人类生存之道，这份历经千年仍具生命力的智慧恰如穿越时空的明灯。埃及前总理伊萨姆·谢拉夫也坦言，面对“这个‘无序混乱的世界’”，人类“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而肩负这一使命的主角，应当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他恳切寄语，“中国人一定要珍视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因为“不光中国人民需要这些价值观，全世界也需要”。的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为文明对话提供伦理基石，让“和而不同”取代对立对抗；“天人合一”的生态哲思，消解“征服自然”的傲慢，指引人类找回与天地共生的平衡；“修己安人”的实践路径，连接个体道德自觉与社会责任，为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迷失注入清醒剂；“天下为公”的胸怀，超越地域与族群界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共鸣。

辩证来看，儒学并非僵化教条，而是开放的“人学”体系。历史中兼容道家宇宙观、法家治理术、佛道思辨性，当代亦能与现代公民伦理、法治精神、生态理念对话融合。那些被误读的“保守”标签，实则是历史异化的产物；剥离尘埃，其“仁”的内核、“礼”的秩序、“义”的坚守，始终指向“人”的完善与“生”的和谐。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十字路口，尤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儒学的生存智慧早已超越地域与时代局限。美国学者休斯敦·史密斯在《人的宗教》中揭示了精神进阶之路：“当一个人的深入关注中心从自身转向家庭的时候，他便超越了自私自利的心理；当关注中心从家庭移向社会时，便超越了裙带关系；当从社会移向国家时，便超越了狭隘的地方主义；当移向全人类时，则同民族沙文主义针锋相对。”这恰与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逻辑深度契合，印证着其对抗狭隘、趋向共生的文明力量。它告诉我们：文明进步不在于否定传统，而在于从传统中汲取解决现实问题的力量；人类未来既需科技飞跃，更需精神锚点。当“天人合一”生态观遇见全球气候治理，当“见利思义”伦理观对话市场经济，当“协和万邦”天下观拥抱全球化，儒学正以深厚人文底蕴，为人类探索更理想的生存发展路径提供不竭的中国智慧。